词条内容：故宫学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003年提出的，它是以故宫及其丰富收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故宫学研究主要包括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6个方面，有着丰富深邃的学科内涵。故宫文化是以皇帝、皇权、皇宫为核心的皇家文化。

简介；北京故宫中的太和殿

故宫学的概念是2003年10月，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举办的馆长论坛上提出来的。从反映皇家文化的特点来划分故宫学有狭、广两义。

狭义的故宫学是人文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广义的故宫学则是一门知识和学问的集合。长达80年的有关故宫的实践和研究成果是故宫学的基础，故宫学的提出并确立将使其研究进入自觉阶段，从整体上提高故宫学研究的水平。

故宫学体现出的故宫博物院对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觉性，它倡导的“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理念所蕴含的开放的工作思路、自觉的创新意识，不仅引领着故宫学术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积极规划故宫的学术前景、提高故宫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地位，更为故宫保护和博物馆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指导。[1]

历史发展；故宫学做为客观上存在的一门学科，应该说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萌芽的。以故宫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在逐渐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今后继续深入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的研究来看，学术研究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925年至1949年

李煜瀛主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重视“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明确提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当时参加故宫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学者，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如马衡、刘半农、钱玄同、陈垣、孟森、容庚、沈兼士、吴瀛、沈尹默等，一开始就体现了社会性、开放性的特点。这一阶段前期，主要是清点宫藏文物、文献，出版公布文物、文献档案资料，简单进行陈列。后期则是保管南迁文物。1925年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接着有《清代文字狱档》、《天禄琳琅丛书》、《太平天国文书》、《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等数十种。学术性刊物有《掌故丛编》、《故宫周刊》、《故宫旬刊》、《故宫月刊》、《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故宫书画集》等。这些在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很大。沦陷期间，北平本院仍编写了《档案辞解》、《清代典章词汇》、《故宫书录》、《故宫方志续编》、《故宫清钱谱》等，绝大多数未能出版。朱启钤发起的中国营造学社，对故宫部分古建筑勘测制档，并成就了梁思成、张镈、刘敦桢等一代古建大师。

1949年至1966年

随着大批南迁文物运台，不少人员也去了台湾。作为故宫学研究重镇的故宫博物院，引进了唐兰、徐邦达、罗福颐、孙瀛洲等一批名家。这一段工作重点在基础建设上，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如唐兰对每件青铜器编目制档，倾注了大量精力，每篇可谓浓缩的论文；陈万里等对全国百余窑址的调查，意义重大；徐邦达对院藏书画的鉴别考证，写出《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朱家溍在恢复宫廷原状方面做出了贡献；王璞子《工程作法补图》体现了当时古建维修的成果。这一时期成就了一批文物鉴定专家。社会上从不同方面对故宫进行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以及一些博物馆对故宫艺术品的研究。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

故宫学术委员会成立，并诞生了全国博物馆系统唯一的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有关故宫的书籍数百种，后陆续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在办好《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同时，又创办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的《紫禁城》杂志。

故宫博物院的老一辈专家出了一批学术硕果，唐兰对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罗福颐的古玺印调研，徐邦达的书画鉴定，单士元的《故宫札记》，顾铁符的《夕阳刍稿》，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史》，于倬云主编《紫禁城宫殿》，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以及刘九庵、杨伯达、郑珉中等先生也出版了著作。同期，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崛起。特别是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紫禁城学会及宫廷史学会的成立，社会上更多力量参与故宫研究，标志着故宫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1965年成立，藏品主要由故宫南迁文物运台部分构成，计2,972箱，其中器物46,100件，书画5,526件，图书文献545,797册件，合计597,423件册；另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11,562件。以上共运去608,985件。至2001年底，又新增44,612件册。台北故宫现共有藏品65万件多。运台故宫文物虽只占当时南迁箱件的22%，但颇多精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对文物的重新点核、整理及与其他机构合作交流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如1971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培养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1978年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出版为《清史稿校注》。并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台北故宫办有学术性的《故宫学术季刊》、普及性的《故宫文物月刊》。 

国际上对于故宫的研究，还未出现很有分量的成果，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都有一些从事中国书画及陶瓷等器物研究的学者。这些年来，随着故宫多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在海外举办文物展览，以及研究人员的互相交流，学术视野的扩大，使国外对故宫研究在已有基础上有所深入。 

在关于故宫的研究上，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缺乏长远、统一的规划，重点不很明确，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研究力量缺乏必要整合，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还不够广泛，故宫博物院对院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条件还做得不够好，等等。 

故宫学虽是新提出的一门学科，但又是客观存在且已进行了近80年研究的学科。当前加强故宫学学科建设，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时机已经成熟，这对于整合研究力量，规划研究方向和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提高研究水平，更好的挖掘故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大的文化建设的意义。

研究范围；《国朝宫史》

故宫学的性质，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

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有六个方面：

故宫古建筑（紫禁城）；院藏百万件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近80年的故宫博物院的历程。

这六个方面又可分三个层次：

最外面的层次为所有六个方面及与其相关的丰富内涵；中间的层次是紫禁城古建筑、院藏百万件文物及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最核心的层次是紫禁城。

历史上就有一些有关紫禁城的著述。明代记载紫禁城事物较多的是《酌中志》，《春明梦余录》则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对紫禁城叙述更条理化了。清康熙初年曾入值南书房的朱彝尊编《日下旧闻》，参考选录前人旧籍1,300余种，是研究紫禁城的有价值的一部书，而《日下旧闻考》篇幅更大，摄取资料更为丰富。

由清宫纂辑的《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及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要著述，其中“宫殿”记载宫殿苑囿的建置、沿革，并穿插有文辞精炼的景物描绘和御制诗。上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章乃炜先生等编的《清宫述闻》、《清宫述闻续编》，征引书目达700余种，对紫禁城内各处建筑的沿革及与之有关的人物和事件详细梳理，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究核心；紫禁城研究是故宫学的核心，因为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它的研究首先是从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始的。紫禁城从1420年建成至今，虽经多次维修、重建、改建，但仍保持了始建时的基本格局并遗存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建筑物。它作为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雄伟壮丽、千门万户的古老皇宫，每天吸引着数万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又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多方面价值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

1. 紫禁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其建筑设计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伦理思想（如皇权至上）和美学思想（如壮丽重威、平衡对称）。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在其中得到反映。

2. 紫禁城与中国历代宫殿的关系

它承袭了中国古代宫殿的传统形式、礼仪制度，在总体布局上最接近“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五门三朝”等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它不仅与明代的凤阳中都、南京故宫以及元大都、金中都有直接关系，而且能从宋东京、隋唐长安，一直上溯汉、秦、周等历代的帝都宫殿，找到发展的轨迹。据专家研究，甚至其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也有一定的渊源

3. 紫禁城与满洲建筑的关系

清代既保护与利用了明代宫殿，又继承与发展了满洲宫殿的特色，主要是满洲的宗教、祭祀、寝居及其它一些习俗，在紫禁城建筑物上均有所体现。特别是乾隆重修宁寿宫，将江南与塞北、汉族与满族诸多特色融合在一起，为清宫建筑的成功之例。

4. 紫禁城与北京城市规划和其他明清皇家建筑的关系

从建筑布局来说，整个昔日的北京城都是以紫禁城为中心规划设计的，它西与西苑、北海，北与景山、大高玄殿等，东与皇史宬等紧密相连。社稷坛、太庙以及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整个皇城，西郊的三山五园、散布京城的皇家寺院道观以及各地的行宫等，更与紫禁城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而承德外八庙（避暑山庄）就因为隶属皇宫内务府直接管理在外面的八座寺庙而得名。

5. 紫禁城与明清陵寝的关系

在封建时代，事死如事生，帝王的陵寝与生前的皇宫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十三陵和明显陵、景陵、思陵以及清东陵、西陵，埋葬着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是中国封建皇陵的集大成者。它综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建筑学、美学、哲学、景观学、丧葬祭祀文化等，是皇家建筑的极其重要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故宫学 - 与紫禁城联系

紫禁城古建筑与故宫学研究范围的其他五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

1. 宫中旧藏文物，原藏置各处宫殿，例如书画，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都有原藏宫殿的记载，“三希堂”就是珍藏三件法书名迹的场所，把建筑与文物结合起来，更能加深对皇帝收藏、珍赏的趣味及其他特点的认识。

2. 宫廷历史文化遗存与紫禁城关系尤为密切，如几座戏台及升平署与4,000余件戏衣，可见宫廷娱乐活动；钦安殿、坤宁宫、雨花阁、大佛堂、城隍庙等，可见宫中宗教和习俗的遗存。 

3. 大量的明清档案，本来就存在紫禁城内，与宫中建筑物及各个机构连在一起。这些档案中又有大量的不同时代对故宫及皇家苑囿、寺观、陵寝等修建或维修的记载，这就成为今天修缮所依据的宝贵的资料，如修复建福宫花园时从档案中辑录的资料汇编。“样式雷”的清宫建筑设计档案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4. 清宫所藏丰富的典籍与建筑的关系，如专建文渊阁存贮《四库全书》，利用武英殿存贮殿本书，昭仁殿集中宫中的善本，匾额为“天禄琳琅”，摛藻堂专贮《四库全书荟要》，养心殿专贮《四库全书》未收之书的《宛委别藏》。清宫最有名的修书处武英殿仍矗立在它的原址。 

5. 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的《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故宫博物院“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物、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建筑的基础上建成的，利用古建筑搞史迹陈列和文物展览，又是古建筑的保护机构，有专门的维修队伍，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维修工程。 

故宫学研究范围虽然宽广，但故宫文化的核心是以皇宫、皇权、皇帝为重点的皇家文化，因此，故宫学研究应与皇家文化有关，而不同于一般的明清史研究。

注意方向；故宫学研究应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 需要把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防止孤立对待。这是最能体现故宫特色的研究。

2. 需要多学科协作、全方位开展。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都能对故宫的研究提供帮助。例如雨花阁，可从建筑式样、佛教造像、装饰彩画等不同方面入手，而各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全面、科学的成果。

3. 需要把人文与科技结合起来。故宫学研究的对象，都有一个保护、维修或抢救的任务。文物保护科技方面的研究、实施（包括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是故宫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4. 需要把学术研究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例如陈列展览、科技修复、宫廷原状陈列等，既是实际工作，又需要通过研究成果来体现和提高。

5. 需要把研究与传承结合起来。古建筑的维修技术、文物修复技术、书画器物的鉴定方法等，都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弘扬。

紫禁城研究在故宫学中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紫禁城学不等同于故宫学。其一，紫禁城学会成立的宗旨及参加的会员，着重于紫禁城古建筑，近年虽有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之势，但它毕竟难以涵盖故宫学中所包括的丰富内涵。其二，故宫与紫禁城虽然所指同为明清两代皇宫建筑，但故宫更有政治层面的含义，而且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的称谓已深入人心。其三，故宫学本身包含了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的历史阶段，年代上不止于1911年，内容上不限于明清皇宫，它还包括了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科的相关知识。

研究举措；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学研究中负有重要责任。近期加强学术研究的主要举措：

1. 在制定《故宫博物院发展总体规划纲要》和《故宫保护规划》中，把建立“故宫学”的学科目标、规划“故宫学”学科框架作为重要内容。制定全面、系统的故宫学术研究计划

2. 重视基础工作，加快“非文物”的整理。从全面保护文化遗产的角度，真正弄清故宫的“家底”。加强故宫基础资料、史料的整理，编辑出版有关故宫文化遗产的志书、实录、编年、记事等。

3. 在一至三年内，建立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鉴定中心、古建筑研究修缮中心和宫廷文化研究中心等。

4. 发挥紫禁城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宫廷史学会等社会学术团体的作用。重视紫禁城出版社的作用。继续出版好故宫学术文库。

5. 根据学科建设需要，积极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建设高水准的文物研究学者、文物保护专家和博物馆管理专家团队，拥有相关学科带头人并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年龄梯次。

6. 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全世界。要树立开放心态，吸引社会学术力量介入，加强与海内外的合作、交流，通过客座聘任、课题聘任、项目合作等方式，完成一批重大课题。

研究意义；从故宫学的视野看待故宫，不仅认识到故宫古建筑、宫廷文物珍藏的重要价值，而且看到宫廷历史遗存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一认识是故宫学得以产生的重要依据，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故宫文化的这一整体性，也使流散在院外、海外、国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有了一个学术上的归宿。基于此，两岸故宫博物院在学术研究上的交流与合作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为地阻隔只能是暂时的，事实上这种交流也是在不断地发展。

在故宫学的影响下，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观念有了新的变化，对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认识逐步深化，更加自觉地对故宫进行全面的保护。制定了《故宫博物院2004—2010年文物清理工作规划》，启动了彻底清理藏品的工作。对原来认为是“资料”的10万多件藏品予以重新鉴别定级，对由于历史原因重视不够的大量宫廷遗存给以新的认识。在认真清理文物藏品的基础上，正在编印《故宫博物院藏品分类大系》、《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将向社会公开发行，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并为院内外乃至海内外的故宫学研究者提供便利。文物征集也有了新的思路。突破旧有的收藏理念，入藏李可染、吴冠中等著名现当代画家和一批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作品，确立起从传承民族文化角度审视当代艺术品、从保护民族财富的高度认识征集收藏的新理念。

从故宫学角度审视，故宫不仅是举世闻名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有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工艺技术。它们一方面以物质的形态存在于建筑物中，一方面以手艺的形态，通过工匠口传心授世代相传。故宫有专门的维修管理机构和施工队伍，涌现过一批古建大家和专门工艺人才。这次故宫大规模维修，进行全过程跟踪影像记录，实行“师承制”，就是为了使古建筑技术薪火相传。书画装裱等文物保护传统技艺，也是需要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故宫博物院已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传统工艺和书画装裱工艺申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故宫学的提出与确立，正在推动着故宫学术视野的扩大与研究的深入。以保护文化遗产和弘扬传统文化为主旨的《故宫学刊》于2004年创刊，《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成功改版，并在其他图书出版方面，大力开拓、挖掘故宫文化资源。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古陶瓷研究中心、古建筑研究中心陆续成立，正在筹建的还有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积极主动地与院外科研院所进行联合考古、学术考察和办学，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故宫价值及丰富内涵不断得到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