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内容：社会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

简介；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又称为群体性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社会焦虑可以覆盖所有人群，包括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及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和中等收入群体成员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内，社会焦虑表现为人民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物价、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中等收入焦虑就是指具备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较富裕、生活水平比较稳定的人群，被现实中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杀了城市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而陷入群体性焦虑。

专家认为中等收入者应具备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较富裕、生活水平比较稳定。中等收入者不应该是“房奴”“车奴”“孩奴”。但现实中，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杀了城市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

原因；1、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现代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社会焦虑；2、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大量社会调查几乎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3、社会焦虑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表现；就业焦虑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体制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1994年起，中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身份焦虑

社会焦虑；1、户口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2、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3、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4、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财富焦虑；社会焦虑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21世纪初，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就不会平和。

生活成本焦虑

具备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较富裕、生活水平比较稳定的中等收入者不应该是“房奴”“车奴”“孩奴”。但现实中，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杀了城市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消费社会的基础。这个群体应该是富有活力的，但他们陷入了某种群体性焦虑。2012年两会期间，一则“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一些代表委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境况和心态。

公平焦虑

当今时代，“公平焦虑”已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心理。“知识不是力量、户籍才有分量”的慨叹，折射出教育公平的现实处境；一个具有事业编制的清洁工岗位，引来不少大学生竞折腰，折射出体制内外待遇保障的差别……从教育、医疗到住房、养老，从收入分配到社会保障，当前改革面临的问题，大多与公平正义有关。而机会的均等，有赖于规则的完善。

应对；1、努力实现充分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任何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2、大力推动社会公平。

“房奴、车奴、孩奴”等等，这些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根本上讲，是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无奈与无助。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3、尽快完善民生保障。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

建议；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明认为，做大中等收入群体，首先要织密社会保障网，中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覆盖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享受不到城乡低保、保障性住房等政策。他建议，政府要切实加大调控房价、稳定物价、推进教育公平、深化医改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力度，为中等收入群体“减负”，建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社会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抓紧制订并尽快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改革目标、任务和路径。关键是在顶层设计上落实“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两个提高”从概念变成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调高、扩中、提低的改革方向。这三者是有关联的，调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扩中的效果，“调高、扩中、提低”需要统筹推进，打出“组合拳”。包括调整部分垄断行业尤其是高管人员的过高收入，提高个税起征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明辉提出，“结构性减税”对缩小收入差距等具有重要意义，应当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财政政策，对结构性减税制定一揽子计划，明确路径图和时间表。还有代表建议，继续大幅度提高小微企业的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