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内容：身高焦虑，是指人们受社会观念影响，为身高问题而纠结的情绪。表现为：购买各种增高产品，甚至跑到医院要求增高等。身高焦虑的产生与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影响有关，往往误导消费者跳入商业陷阱或者形成社会上的一些价值偏差。

简介；身高焦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的身高也正在逐步升高，受社会观念的感染，家长对孩子身高期望值更是“节节高”，大家好像进入了一个“恐矮时代”。自己的孩子长得不高，似乎成了许多家长的心头之痛，这就是所谓的“身高焦虑”。然而，一个人的身材长多高是有客观规律的，不能违背。不要给孩子灌输越高越好这种错误观念，而是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让孩子多运动、多接触自然，身心充分得到自由发展，顺其自然。如果只是一味地拔苗，身高是长了，可能心理成熟度却跟不上身高“成长”的步伐，最后会造成孩子的身高和心理严重不对称。

原因；商家炒作有观察者称，现在社会上的“身高焦虑”，很大程度上是不良的商业文化制造出来的。一些商人利用人们“恐矮心理”和知识匮乏，设立一系列商业陷阱，使好多家长和患儿上当受骗。有网友就说：“鼓吹越高越好的，只剩下商家，否则那些卖增高鞋垫、卖各种号称神奇见效增高仪的店家怎么活下去啊？”

功利目的

文化学者陶东风曾说，消费社会的文化就是身体文化，消费社会的经济是身体经济，而消费社会的美学是身体美学。但是，现在人们对于外表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具有功利目的，比如增加自己在职业市场、婚姻市场的竞争能力，增加“身体资本”。

现象；2015年6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介绍，全国18岁及以上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167.1cm和155.8cm，平均体重分别为66.2kg和57.3kg，与2002年相比，居民身高、体重均有所增长。对比数据，揽镜自照，几多欢喜几多愁。[1]

在高帅富令人艳羡的当下，罔顾高矮之分不过是阿Q心理罢了：我们看到，春节晚会上小品演员潘长江是如何年复一年因身高而被羞辱，2011年，安徽省皖南医学院招聘硕士毕业生，竟把应聘者叫到一边测量身高，男生矮于170cm女生矮于160cm的，禁止参加笔试。[2]

虽然近些年来，中国人均身高出现了加速增高的现象，但关于“身高”的商业炒作和理念误导几乎是同步的。身高与职场竞争力、择偶取舍标准　乃至个人魅力指数等挂了钩。身高不再是个孤立数据，在其数字“背景板”上隐身的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福利状况、健康意识、身体文化、身高歧视等诸多问题，无一不值得人们坐下来冷静思考。

影响；社会因素一个人的身高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当一群人的身高变了，事情可就不一样了。根据媒体报道，2015年2月1日起，江苏景区的儿童免票线就要“长个儿”了，对6周岁（含）以内或身高1.4米（含）以下的儿童免收门票。而国内很多地方的儿童免票身高基本上都是1.3米以下，有的还执行1.2米以下。

卫生部2006年12月31日发布的全国第四次儿童体格调查结果显示：30年间，中国儿童的平均身高提高了6厘米。显然，孩子“发育快”了，免票线也得应该“长个儿”，这是人群身高变化对于城市管理提出的要求，如果身高线不适应人口身体状况变化的现实，死活就是“不长个儿”，那肯定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弹。

其实，早在2008年，铁道部就下发《关于调整儿童票身高的通知》，对符合购买半价条件的儿童标准身高的上限做出调整，由1.4米提高到了1.5米。可见，身高不是孤立的，它在一定情况下具有社会性。

人们对于“人高马大”一般持赞赏和鼓励态度，身材高挑成为一种崇拜。但是，身高的增加其实也隐藏着一定的社会隐患。有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身高每增加5厘米，人口即使不增加，光是身高增长，就要增加10%的衣服和16%的食物供应。据称，如果双脚大三分之一，美国每年制作的皮鞋就要多用掉一万平方公里的皮革。麻省理工学院的未来学学家麦尔茲利警告说，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人口膨胀给世界带来的危机，并未认识到人类身高增高对生存环境造成的冲击。而且，身高变化对公共设施也是一种挑战。如公共汽车、公共厕所的高度和座位、百货商场的层高、电梯规格，甚至床单和衣服尺寸都要重新设计或改造。

身高文化

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于某个身高尺度以下的人，社会上曾有一个比较恶俗的词：二等残废。这样的说法几乎到了歧视的地步，但是背后的文化背景却是深厚的。有个调查对女性心目中“完美先生”进行问卷，其中包括收入、座驾、饮食、穿着、卫生习惯等30项条件，但几乎所有人都将“完美先生”身高定义为1.83米，其余选项则各取所好了。

当人们对于身体的审美过多倾斜于高度，这种跑偏往往会导致荒谬绝伦的事情。据报道，北京海淀区曾有一酒楼招保安，明确规定，身高1米80以上月薪800，达不到1米80月薪600。就这样，身高和身价对等了起来。

2002年1月，就发生了一件全国知名的诉讼事件。四川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蒋韬因身高原因被某公职单位拒绝录用。当事人蒋韬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身高虽只有1米65，但学业优良，其他条件均符合招工方广告中的报名资格。在听到学生这一遭遇后，老师周伟博副教授毅然决定担任蒋韬的诉讼代理人。在周教授出示的行政起诉状称，被告招考国家公务员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限制了原告担任国家机关公职的报名资格，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含有身高歧视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被告公开更正并取消报名资格的身高歧视限制。

舆论认为，针对不同专业和未来不同行业的工作特点，制定一些有关身体条件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还是需要的和必要的。法律容许“特殊岗位，特殊要求”，毕竟，身高对军人、警察、体育专业等正常从业有直接影响。但身高与能否成为银行合格员工不存在必然关系。银行以身高为由将蒋韬拒之门外，当然属于以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进而构成歧视。

当社会对身高的审美出现偏差，并引发一系列不合理现象时，法律就需要出来纠偏。应该说，这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平衡机制。

价值排序

其实人们对于身高的在意，有时候不光是“魅力指数”的需求，更是牵扯到其他方面的利益竞争。

比如，有一种说法叫做“身高政治学”，其中提到西方竞选的电视辩论中，政治人物的身高对比和选举结果有极大的默契。据统计，战后16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由较高那一位胜出的总共有11次；　由较矮那一位胜出的却只有4次。而在英国大选投票中，卡梅伦此次连任，竟也被认为符合英国流传的“首相身高定律”：英国近40年来，还没有出现身高低于180厘米的男首相。可见，有时候，身高就是好处，有一项调查询问人们对身高的满意程度，结果发现，近七成的人希望自己的身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身高的价值排序往前了，但是在“致命”的健康问题面前，可能人们要进行重新考虑了，毕竟，营养膳食的改善，带来的不仅仅是身高的增加，更是肥胖和各种肥胖疾病的接踵而至

现在，大胖子、小胖墩越来越多，富贵病频发，一些疑难杂症、老年病呈现年轻化趋势，这些都是营养过剩带来的。以北京为例，2013至2014学年度中小学生肥胖检出率为15.6%，与上学年度相比上升2.6%。对于这个趋势，我们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营养改善条例》还处于草案状态。但是境外有些国家已经走得很远了。日本1947年颁布了《营养师法》，结果就是，“40岁以上的日本人比中国人矮，40岁以下的日本人平均身高比中国人高”。2009年，日本甚至专门针对公民的腰围立法，男性不得超过85厘米，女性不得超过80厘米，不管多大的官，腰围超标就地辞职。

网上有这么一句话：你可以矮，但你不能又胖又矮。站在国家和政府的态度，应该对国民体质问题高度重视，为全民健身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