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āo huì dà xué
词条内容：教会大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传教士为传教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兼备了教育与宗教的性质，传教与办学功能，传教士肩负着布道者与教育家的双重角色
简介；圣约翰大学所谓教会大学，指的是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新教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13所和天主教创办的3所。
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1880年前后，当时主要是在教会中学的基础上发展大学，最早的是登州文会馆于1882年升为大学。19世纪末期，中国还有4所类似的大学，它们是：北京汇文书院（1888年）、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8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1890年）、杭州长老学院（1893年）。进入20世纪后，教会大学的发展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不少中学升格为大学，原有大学也加以扩展，教会大学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办学宗旨；教会大学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为了宣扬基督教。如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会馆办学的目的是“固无日不以宣道为目的”，它的宗旨是“道德其一，学识其二”。所谓道德，是指学生必须接受基督教的灌输，成为教会的忠实信徒；所谓学识，就是学生要接受传教士的训练，为扩展教会的势力和为外国侵略者及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从1900年之后，教会大学注重吸收教徒和非教徒的子女入学，给以一定质量的训练，使他们毕业后能够占据关键性的位置，以影响中国的政治朝着有利于传教士所属国家在华利益的方向发展。对教徒子弟灌输宗教，也着重灌输西方的影响，教给他们西方的习俗，以便可将他们输送到外国人办的企事业中去，为其政治的、经济的利益服务。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推动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发展，1921年9月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伯顿率领的“中国教育调查团”一行16人来中国考察。调查团清醒地看到形势发展对教会学校带来的挑战，提出了教会学校的应对方针：在性质上彻底地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把效率提高到新的高度。
发展形势；从清末到北洋政府这些年，教会学校大多数时候是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的制约。但随着大革命的洗礼，国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反帝爱国思想激荡下，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北洋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大多数教会大学都能据此作出必要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选举中国人为校长，并建立中国人占多数的董事会。这些教会大学逐步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限制课内宗教宣传与课外宗教活动，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办学特色；所有的教会大学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重视英语的教育，很多课直接用英文讲授，所以教会大学的毕业生个个外语都十分流利。
教会大学各校名师云集，学生俊才辈出。以在当时的成就和名誉而论，很多都可与北大、清华媲美。如林语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陶行知、程千帆、赛珍珠毕业于金陵大学，金庸毕业于东吴大学等。
这些学校中有些特色专业闻名遐迩，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数百年，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停办；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充分贯彻最高指示，表示要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不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办学。
1952年秋，国家对各大高校院系进行大调整，所有的教会大学悉数被解散，院系撤并到相关院校中，比如，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等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址“燕园”成为北大的校园。圣约翰大学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同济、华师大，原址上建起了华东政法学院。之江大学院系并入浙大、同济，在原址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教会大学中的外国教员则先后被遣送回国